软建筑
设计作为研究
从以上对斯普布洛伊克设计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设计是建立在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并由之引发。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操作过程上，这样的设计都不同于以建筑师的个体“经验”或以创造奇异形式作为主导的设计过程。按照斯普布洛伊克的说法，他的设计更像是烹调：烹调需要技巧和配方，但是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却不能被完全预知。也就是说，“我们应在开始就把事物看作是动态的（并摆脱建筑作为‘创作’的道路），这会涉及到现在非常著名的自组织概念。在自组织中，材料就是活动的媒介（agents），媒介寻求的是效力（agency）而不是其他，寻求的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并不是以直觉为基础预先建立的，而是自下而上出现的。”斯普布洛伊克将他的设计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一，选择一个系统，并为以这种选择为基础的设计创造一种架构（configuration）；二，让这个系统中的各种元素和关系动态化；三，最终统一这个系统；四，变形并产生建筑形态（morphology）。简要地说，就是从系统到可塑性系统，再到刚性系统，再到形态的过程。在最初的集中阶段，有一个加速，即一种拓扑动态化的过程，就像穿越了一条非常窄的通道。而后，这个过程会慢慢减速，并通过分叉形成某种几何形式而停止。具体而言，以“视觉机器”展览设计为例，首先，我们要按照经验看看所设计建筑物真实的总体情况，然后要反思相关的建筑类型（我们不能去建立一套垂直架构的组织，而是要建立一套水平架构的组织）；然后，我们需要先考察各种各样的展览机制（展览作品与参观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多样性和差异（运动与视觉的关系），为它们绘制地图并进行组织（各种“看”的可能性），考察它们的内在关系，考察它们的内部剖面，考察现场并绘制相关的图示（原有建筑的入口处一直到中厅空间的末端的8对线）；最后，将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类型动态化和拓扑化，而不是仅仅从某处引入某种拓扑图形或系统（利用“舞蹈设计”软件将已有的各种组件扭曲产生变形）。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对软件的利用只是各种实现设计的方法之一，我们既可以选择其他软件，也可以选择数字技术之外的操作。比如在斯普布洛伊克另一个关于高层建筑的设计中，就是利用实物而不是完全用软件来完成设计：首先，将一组垂直方向的毛线浸入水中，而后，这组毛线会自组织形成某种复杂结构系统，最后利用软件进行模拟。这也正是分叉的意义所在。[30]
总的来说，斯普布洛伊克这种试验性的设计在建筑学的发展中似乎还处于某种非主流或另类的位置。然而，如果将他的做法放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断尝试新的试验和研究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大规模的开展研究和开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工业和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工业和市场领域的领导者们每年都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思想（微软现在每年投入10亿美元来探索研究新思想）。10年前，美国的大学（某些大学仅在一个研究机构中就雇用了上千名研究人员），极大地改变了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并为跨相关专业之间开放的信息知识交流创造了全新标准。而这也成为当代建筑新实践的普遍标准。例如，弗兰克·盖里事务所中专门的研究和开发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将航空工业中的技术转换到建筑应用中。福斯特及其合作伙伴、阿鲁普（Arup）事务所，以及OMA事务所也建立了类似的团队（OMA建立了自己的姊妹公司AMO）。实际上，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研究和实验一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普鲁夫（Jean Prouve）很早就开展了与法国航空工业的合作，并创造出最早的所谓“高技派”建筑。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很多设计，也都是因研究和试验而引发。[31]
在当代建筑教育中，由设计研究而创造的试验性形式，也日益开始占据更多的比重，斯普布洛伊克就是典型的实例。实际上，在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中，这种对试验性研究的兴趣就已经出现。比如，包豪斯当时的教学核心就没有放在“建筑”问题上，而是放在新工业进程、新媒体和新制造上。包豪斯在最初8年中并没有单独的建筑课程教学。这种教学设置主要来源于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在魏玛创建的课程设置。维尔德认为学生设计只要通过严格分析项目中的各种问题就可以完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先设想的设计规则而完成。20世纪30-40年代以后，这种信念在某些学校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比如乌尔姆的设计学院（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20世纪70年代，大量建筑教育实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包括（被大量复制的）阿尔文·博雅斯基（Alvin Boyarsky）在AA开展的教学活动，还包括洛杉矶的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海杜克的纽约库伯联盟，里伯斯金的匡溪学院，还有埃森曼位于曼哈顿的IAUS研究所。这几个学院的发展都是高度独立的，但在实验形式上都比较严格和系统。在当时传统的大学机构中，像文丘里或柯林·罗这样的教育家实际上也都已经脱离了20世纪60～70年代传统的设计工作室模式。他们追求的是设计研究，他们带领学生付诸行动，并涉足了更广阔的领域。而这些研究最后都成为《向拉斯韦加斯学习》和《拼贴城市》的主要素材。实际上，近期库哈斯的“哈佛城市研究计划”也延续了这套路子。[32]
不过，这些富于创造力的试验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排除在专业建筑教育的统一标准之外。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建筑师的形象一直被虚构为精力旺盛的“有创造力的个人”，长盛不衰。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学院仍然固守于那个令人着魔的信念：发展个体设计师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随着20世纪60年代路易斯·康的声名远扬，这种信念也发展到了顶峰。[33] 现代建筑追求“个人化”在教育上的持续巩固，反映出建筑专业对具有鲜明特征风格的神魂颠倒，而一对一的学习模式在根本上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迷恋。布雷特·斯蒂尔（Brett Steele）认为，这种像治病般的学习模式（再加上学生与老师之间通过面对面交流而取得的假想“经验”）已经成为最糟糕的教学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主要后果就是设计师的专断独行。主观性（subjectivity）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讨厌的概念，现在许多人都试图打破这个概念，以便把学生、教师、设计工具，特别是代表设计师“身份”（identity）的任何概念，都处理成本来就处于不稳定和多样的状态。[34]
建筑学科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学科，它更需要创新和试验。按照布雷特·斯蒂尔的说法，专业性的设计学科，最初只是17～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事业的产品，而后在19世纪的学术发展下才得到了系统化的进步，最后在20世纪初才实现了现代化和大规模的工业化。也正是从那时起，建筑学科开始慢慢习惯于越来越稳定的内在发展形式。 [35] 因此，建筑学科要想在21世纪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研究和试验自身，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
（衷心感谢冯路先生的建议和支持。）
注释：
[1] [2] [3] [4] [5] [6] [7] [31] 参见Zellner, P: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pp120～117
[8] [9]具体论述见《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奥立佛·萨克斯著，孙秀惠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奥立佛·萨克斯是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学教授。他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态将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并被誉为本世纪难得的“脑神经文学家”。
[10] 这个例子转引自Leach, Neil(ed.):2002, Designing For A Digital World. Wiley-Academy, London，P93
[11][12][13][14][17][19][20][21][22][23][24][25][28][29] 参看Leach, Neil(ed.):2002, Designing For A Digital World. Wiley-Academy, London，pp94～97；这里的赫胥黎（1894-1963）是博学的英国作家，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瓦勒拉（Francisco J. Varela），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法国巴黎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教授。萨满是指某一特定部落社会的成员，萨满是现实世界和不可见精灵世界的中介者，他也为治疗、神示或自然事件的控制而施行魔法或巫术。
[15] 让·克劳茨（Jean Clottes），法国史前古迹研究学家。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岩石壁画研究所的人类学教授。
[16][18][26][27][30]参看Spuybroek, Lars: 2004, Machining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London
[31][32][34][35]参看Steele, Brett, "P2P intelligence, or learning from Kazaa" in Architectural Review Australian, no.090, p59。布雷特·斯蒂尔是AA 设计研究实验室（DRL）的主任。
[33] 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路易斯·康在宾大任教，宾大建筑系曾收到过多达1200份的年度入学申请，以至于学生录取不得不采用抽奖的方式。具体描述参见同上p59，116
上一页 [1] [2] [3] [4] [5]
